近日,广州一位老人在闹市区心脏病突发,竟然只有人围观,却没有一个人上前相助。最后还是一个外国人伸出了援手,可惜老人最后因为抢救不及时而离开了人世。有人认为,老外救人是一面镜子,折射了国人素质欠缺、道德冷漠的一面;但也有网友表示,这也不能怪旁观者,自从南京彭宇案后,谁还敢相救摔倒的老人啊。公众选择围观是一种冷漠还是一种理性?应该予以谴责还是给予理解?

不能让见义勇为者“背黑锅”

李英锋(河北):对国人围观、老外救人现象,我们不能止于脸红,而是应该找出公众道德滑坡背后的根源问题——正是由于缺少对见义勇为者积极有效的保护,才导致见义勇为者容易“背黑锅”,才导致很多人不敢再见义勇为。我们应从完善法律入手,当务之急是,在审理类似彭宇案这类见义勇为纠纷案件时,推行受益人举证制度、推定施救人无过错制度、受益人讹诈担责制度,如受益人有讹诈行为,应追究相应民事或行政责任。

吕国营(福田):老人突然发病急需救助,围观的同胞都作壁上观,伸出援手的却是一个外国人,这确实让国人感觉很丢脸,也很值得我们大家深思。为什么外国人能做、国人反倒做不了?依我看,就此判定围观的国人冷漠无情也并不过分,但真正的原因不是冷漠无情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社会道德体系发生了令人遗憾的扭曲,大家都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来明哲保身。

彭宇个案不应成为“挡箭牌”

肖丽(宝安):不可否认,一起起彭宇式个案打击了见义勇为者的热情,让人们做善事时有了很多后顾之忧。但我始终相信,“敬人者,人亦敬之;助人者,人亦助之。”如果在事发现场,我不会充当冷漠的看客。首先,我会第一时间拨打医院的救护电话,然后寻找警察或者保安员,请求他们协助对老人进行救助。面对心脏病突发的老人,要求毫无医学常识的旁观者现场施救是不现实的,但及时为老人寻求帮助,在每一个旁观者的能力范围之内。多一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爱精神,正义就会战胜怯弱,我们的援手也就会及时伸出。

章邦洪(浙江):今年年初,在我工作的公司门前,有一个流浪者在那里待了好几天,我和同事就走上前去,问她要不要吃东西,可是她并不回答。于是我们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和龙岗区救护站的值班电话。不一会儿,民警就来到了现场,处理相关事宜。我想,遇到这样的事情,也许我并不会出手相救,但是我至少可以做到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110报警电话。

莫送弟(广西):自从南京彭宇案后,每逢见死不救,见义不为,人们习惯性地归咎于这个判决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是人们出于自保的理性选择。事实上,国人的冷漠,即便是彭宇案发生之前,也不罕见。这种看客心态,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已批判过。从这个角度看,南京彭宇案,恰好可以充当某些人见死不救、见义不为的挡箭牌。总而言之,彭宇案的负面影响固然应该谴责与深思,但如果仅仅归咎于此而放弃整个国民性的反思与改造,无疑就本末颠倒了。

互助互爱要讲方式方法

吴江(南京):面对生命的消逝,任何的理由都显得苍白。每个人都是社会中人,每个人都不可能独立于他人而存在,人的社会属性注定了人们必须相互依赖,生命也同样需要相互的扶持与眷顾才能走得长远。既然“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就永远无需别人的援手。有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换位思考,甚至是为自己考虑一下,袖手旁观也不应该成为路人的选择。毕竟,一个冷血的社会,没有人能够获得温暖。

莫亚泉(福田):前不久,有家报纸报道,有位老人摔倒了,大声叫“是我自己摔倒啦”,结果很多人上去救助,显然老人知晓时事而发出了合理得体的求救声。时下,要根除“好心没好报”的社会心理,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救助机制和奖励机制,让全社会的人都知道,见义勇为光荣,见死不救可耻,遇事要弄清真相,旁观者敢于作证,让整个民族的成员都成为热心群体。

赵也平(南山):人们常常感叹城市人际关系淡漠而抱怨世风日下,其实这与城市构成有很大关系。城市是由陌生人集体构成,必然不如过去那种由熟人构成的乡土社会更有人情味。当然,城市同样需要守望相助、见义勇为,但在陌生人中建立这种美德恐怕比较艰难,这还需要我们的智慧。比如,有些人并非不热心回答别人的问路是担心遇上骗子,武汉市就在火车站竖立过“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标语意在提醒市民,但这种做法显然更破坏了人们的互信。最好的办法莫如设立几个问路服务点,既防了骗又不会妨碍人们的热心。深圳的做法就很好,一家早餐公司让旗下流动摊档提供“免费问路”的服务。多想些有效的办法,不要让道德的重负和可能的伤害时时落在人们的身上,才能让大家更乐于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