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高交会现场人潮汹涌。

参加第三届高交会的神童佩里斯(左一)接受本报记者(右二)采访。

克隆羊现身第三届高交会。

2001年第三届高交会，深圳虚拟大学园办公大楼落成，时任深圳市市长的于幼军、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以及几乎所有入驻虚拟大学园的各大学校长级领导60余人同时挥动剪刀，为虚拟大学园办公大楼落成剪彩。媒体报道说，“这也创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缺乏大学的深圳，在1999年开设虚拟大学园之后，经过十年的发展，如今俨然已经成为国内外大学的展示平台，而以虚拟大学园为平台的“官产学研”中介运作，筑巢引凤弥补了深圳的这一短板。

校旗飘扬一片的背后，究竟谁从虚拟大学园中得到了实惠，深圳市？深企、大学？还是理想中的多方共赢？目前没有一个结论，也仍然存在争论。

筑巢引凤

深圳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高新技术成果和人才的消费市场，深圳对成果和人才的需求主要是一种市场需求

在建筑结构相似的科技园，虚拟大学园仍然较为显眼，问路时通常的答案是“那个插满旗帜的就是”。在这个不过两栋楼组合的建筑周围，最大的特色也是飘扬着五彩斑斓的各校校旗。

1999年9月10日，第一届高交会行将召开，深圳虚拟大学园举行了隆重的开园升旗仪式，打下了第一根奠基的桩柱，22所大学的校旗飘扬在深圳高新技术园区上空。

在此之前，别说是“虚拟”，早在上世纪80年代，许多大学来深圳兴办各种实体，结果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企业办黄了，人才也流失了，虚拟大学园能否借高交会而勃兴也备受关注。

对于此前的失败，媒体报道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正处在一个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在市场上最赚钱的企业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而是房地产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于不熟此道的大学教授来说，显然难以适应，一些大学在深圳投资办实体铩羽而归。

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深圳产业基础逐渐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已占到GDP的40%，不少大学科研成果在这里找到市场。据陕西省教委统计，陕西高校的成果有80%卖给广东，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卖给深圳的。

深圳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高新技术成果和人才的消费市场，深圳对成果和人才的需求主要是一种市场需求。

曾任深圳虚拟大学园管理中心主任，现任深圳高新办副主任的邱萱则用了“乘虚而入”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结合：一是“虚弱”，一是“需要”。在她看来，缺少科研的源泉是深圳的弱项，深圳需要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加盟，同时也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需要。

对于这种把高校资源在千里之外的深圳整合到了一起，产生了集聚效应、扎堆效应，邱萱形象化地概括为“萝卜理论”：萝卜挪1公里还是挪1000公里并不决定什么，关键是1000公里以外的地方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所以就能成事。

作为首家入园者，清华大学则将入园的定位归纳为“四不像”理论：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文化不同；既是研究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内容不同；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目标不同；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机制不同。更有意思的是，清华大学还将自己的发展定位为“铁锹论”———由卖铁锹过渡到开旅馆、到高科技服务到公共研发平台的建设。

洼地效应

深圳虚拟大学园是全国乃至世界上唯一集成51所国内外院校资源的创新型机构，被形容为“深圳无名校，名校聚深圳”

“萝卜”理论是否能发挥实际功效，如今仍在虚拟大学园的院校无疑最具说服力。

中国地质大学就将它的“地图信息系统”系统“萝卜”从千里之外的武汉挪到了深圳，中国地质大学深圳产业化基地副主任付华杰副教授的责任就是“把这个萝卜挪活”。

8月26日，他打开幻灯，向记者演示该校“MAPGIS”系统，这套系统也大量被华南的国土系统使用。“国外这样的系统最便宜也要5万美元，最贵要20万美元，我们一套才3万元人民币，性价比要划算五到十倍，每年为国家节约外汇几十亿美元，”他颇为得意地介绍说。

在付华杰看来，深圳这块“泥地”有着不同于武汉的价值。“首先能享受到多种优惠，比如场地，只收我们市场价的一半，比如税收的三免一减，现在还给我们3.6万平方米建六层的基地，”他扳起指头一一数来。

类似的优惠在内地也不鲜见，更让他看重的是深圳这个平台的“软环境好”，无论是科技局还是税务局，只要符合政策就给予支持，制度的落实较为规范，“不用请客吃饭”。此外，他更看重深圳良好的企业发展氛围，“一般软件企业很难成长为超大型企业，但在深圳产生了腾讯，说明深圳是企业发展的‘风水宝地’，政府认识到了企业对于一座城市的价值”。

此外，深圳因“孔雀东南飞”造就的人才洼地优势也让付华杰感觉到选择余地较大，虽然近几年也有不少人才飞到长三角，但最近召开的深圳自主创新大会让他觉得，深圳如此重视创新，人才有了用武之地，洼地效应还是能满足企业的需求。

人才优势不仅对于内地院校有吸引力，在香港城市大学深圳研究院的王老师看来，人才同样是他们首要考虑的因素。虽然香港比及深圳，面向全球吸纳人才更具优势，但相比于香港，深圳的人才成本无疑便宜了很多，此外，在政府支持上，该校还可以获得深港创新圈、科技局、大学园等多个渠道的支持，在虚拟大学园中仅生物医药一项，她们就得到150万元政府支持。

正是基于类似的种种原因，自1999年9月10日教师节那天升起第一杆旗，截至2008年7月，深圳虚拟大学园拥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37所中国内地院校，6所香港院校，6所国外院校以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活动基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深圳虚拟大学园是全国乃至世界上唯一集成51所国内外院校资源的创新型机构，被形容为“深圳无名校，名校聚深圳”。

落地开花

在深圳，中国地质大学的“萝卜”不仅“挪活”，还诞生出“萝子萝孙”

在香港城市大学王老师的印象中，深圳虚拟大学园功能更多是信息平台，比如定期的项目发布、产学研互动交流会，参加深圳高交会、文博会等活动，他们甚至还随虚拟大学园管理中心参加肇庆的地方产学研交流。

令付华杰颇为得意的是，在深圳，中国地质大学的“”萝卜“不仅”挪活“，还诞生出”萝子萝孙“。

他向本报介绍说，该系统在2002年由技术持有人批准进入深圳虚拟大学园后，就开始以中地公司为平台实行技术转化，在地质大学基础的科研成果———地图遥控监测系统之上，该校在深圳的研发中心又诞生出城市煤气观望系统、自来水观望系统。付华杰这个“深圳中地公司”负责人说生意不错：如今自来水观望系统已经卖到珠三角、江浙一带的近200家自来水公司，城市燃气观望系统也已经有十几家在预订。

香港科技大学智能媒体与语音实验室主任刘轶博士也自认是产学研结合的受益者，他所带领的实验室有一项研究应用就是智能玩具，深圳、东莞、广州番禺等地的玩具公司就是在他们的芯片基础之上，加以外包装后就卖到世界各地。

2006年农历猪年之际，市场推出一款“金福猪”，当你问它：“你叫什么呀”，它就会回答你“我叫金福猪”，再问：“你能唱首歌吗？”金福猪就会摆动它那胖胖的身体边唱边跳。“里面的语音智能系统就是我们做的，”刘轶有点得意地对本报记者说。

作为最早的入园者，清华大学也是最为成功者。在创投人物网上，深圳力合创投公司董事长冯冠平赫然在列，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在其领导下，清华研究院的净资产从数千万元人民币增值至数亿元。

“我在大学的时候一直十分困惑，那里有一批重点实验中心，但一直走不出自我发展、良性循环的路子；到了深圳，我感觉豁然开朗，海阔天空！”冯冠平在此前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

公开的资料显示，深圳虚拟大学园建立10年来，达成校企合作项目928项，获得专利155项，承担各类科技计划项目124个，建立各类孵化器8家，累计入孵企业415家。深圳虚拟大学园孵化器是国内唯一对多家国内外院校项目进行孵化的国家级孵化器。

“万国旗”飘

国内最好的大学都已经进园了，我不进去那就是落后了，再说也没有什么门槛，不入白不入

2008年4月8日下午，位于深圳科技园的深圳虚拟大学园热闹非凡。上午，中南大学入驻，下午，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升旗，虚拟大学园前飘扬的“万国旗”又增加了两面。至此，深圳虚拟大学园经过十年的发展，成员院校升至51所，其中国外院校6所。

进入虚拟大学园，除了一楼教室里的声音，以及闲瑕时间在平台上乒乓球落地的响声，更多感觉到一种宁静。彩旗飘扬的背后，究竟有多少在虚拟大学园里立旗入园者发挥了实际效用？

“可以说进入园区里面，像我们这样实际推进产学研结合的并不多，更多是占一个位置，或者主要精力放在人才培养上，”一家进入园区的高校负责人对于虚拟大学园的成就却另有一番说辞。这样的观点也得到部分人的印证，在另一位深港产学研基地负责人看来，国内高校的竞相入园还缘于一种“高地效应”：自清华大学入园后，国内最好的大学都已经进园了，我不进去那就是落后了，再说也没有什么门槛，不入白不入。

对于深圳虚拟大学园这种“产学研”结合模式，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学院院长查振祥认为，对于深圳只应该是一种补充。他分析称，深圳虚拟大学园毕竟只是一所高校在深圳的“窗口”，产学研结合的深度不够，高校相对而言会把优势项目放在校址所在地，来到深圳园区也只是少数项目，广度也不够，此外因为往返成本，在力度上也有所欠缺。

在他看来，目前的发展应该是“三条腿”走路：一是充足企业内部研发，在深圳的大型企业基本都有自己的研发团队，现实的途径就是政府大力支持；二是从长远的角度加大本地高校的发展力度，目前南方科技大学以及医学院已经在建，他冀望能争取到国家教育“试验区”的特殊政策，通过政策松绑来加速高校的发展，实现如香港科技大学一样“十年磨成一剑”；对于目前深圳虚拟大学园这种与内地高校的合作模式，只是被他列为第三方面的“补充”。

虚名？实利！

对虚拟大学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极言其太虚，烧钱造政绩，没有实际意义；另一种则推崇其为一种可贵的创新

网络评论员金心异介绍说，对虚拟大学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一种极言其太虚，烧钱造政绩，没有实际意义；另一种则推崇其为一种可贵的创新。

对于“烧钱造政绩”的观点，在金心异看来，政府投入与产出还是相当划算的。他这样算了一笔账：政府投入的资金共达3.6亿元，但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要求入园大学每周开门三天以上，一年累计闭门时间不能超过30天，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笼络住52家大学。即便这些回报看上去有点儿虚，但也是高新区或深圳区域创新体系所必需的：比如经常组织的一些学术活动、论坛、讲座等，比如将大学和深圳政府以制度轨道联结起来，经常性信息沟通，比如向深圳企业提供实习生，为企业提供的培训课程，建立博士后工作站，与VC、金融企业建立的联系等等。“深圳城市精神的最可贵处之一，就是善于无中生有，虚拟大学园可谓一例，而且在深圳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这也是一种可贵的探索”。

在计算投入与产出时，深圳虚拟大学园难免会出现“为他人作嫁衣”的情况。但深港产学研基地发展公司总经理刘勇认为，深圳应该有这种气度，如果一味想着自己引进的就要在自己的笼中并不现实，应该更多考虑到产学研结合对本地产业的拉动以及带动本地产业升级的效应。

在深圳政府层面，对于“虚拟大学园”的“虚”字一直比较忌讳，在此前的报道中，也多次出现虚拟大学园管理层关于“避虚坐实”的说法，时常公布的产学研结合成功的个案以及数字也是一个佐证。

在正在建设的科技园地铁站对面，圈出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围墙上写着“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字样，这也正是虚拟大学园从“虚”到“实”的一个重要策略。2003年9月，深圳虚拟大学园被科技部、教育部授予“国家大学科技园”。目前已有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6所大学签暑了入园协议，拟投资4.5亿元建立约13万平方米产学研和产业化基地。

如今香港城市大学8层的产学研大楼已经封顶。“香港可以说寸土寸金，学校里面非常挤，有了这个基地，空间大了很多，更多的研发中心都可以搬到这边来，这里就相当于香港城市大学内地发展的据点”，香港城市大学的王老师向本报介绍说。

转眼间，高交会已经十年，虚拟大学园在虚实之争中历经十年，2003年启动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由虚到实转化，无疑是虚拟大学园最想看到的结果。

今年6月，深圳采购中心发布了一项招标，主题就是深圳虚拟大学园发展模式研究，最后中标者为中央教育科研所，标的虽然不过区区30万元，但最后的结论无疑对于目前国内热门的“产学研”结合模式产生风向标性的影响。

高交会英雄榜

世界最年轻CEO

个头勉强超过演讲台，讲话的声音酷似一个小女孩，皮肤黝黑的13岁加拿大籍少年佩里斯，作为在第三届高交会上亮相的“世界最年轻CEO”，成为该届高交会上最闪亮的明星。其在高交会上的一举一动，均成为媒体热烈追逐的焦点。

1999年6月，年仅10岁的加拿大安大略省少年凯斯·佩里斯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公司———加拿大网络技术设计公司。而在参加第三届高交会时，他已拥有25位重要的北美客户，雇佣了两名正式职员和5名兼职员工，公司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

佩里斯的父亲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管理人员，他发现儿子的天分后，惊喜万分。1999年2月，他送给儿子一件特别的生日礼物：一整套电脑应用软件，并帮助儿子成立了自己的公司。而到2001年，由他担任执行总裁、他的父亲担任副手的公司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连加拿大广播公司、思科和柯达这样的国际著名公司也成了他的客户。

数字·辉煌

第三届高交会展览面积50000平方米，参展企业3320家，11个外国政府团组，37个国家和地区的85个代表团，41家跨国公司，全国30所著名高校组团参展，成交额104.18亿美元。

科技改变生活

神奇绵羊可对付鸡“艾滋”

人类不是上帝，不过通过一种叫做转基因的技术，我们却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上帝对物种的决定因素。对于高交会来说，转基因技术的亮相，让生物物种的“人工改良”成为可能。

在第三届高交会上，一只绵羊让转基因成为当届高交会的热门词语和最抢眼明星。这只转基因绵羊是国内第一只携带鸡法氏囊病毒DNA的转基因羊，乳汁里含有高浓度、无毒的“鸡艾滋病病毒”———法氏囊病毒的DNA，可以提取并大量生产预防这种“鸡艾滋病”的疫苗。

2001年7月，国家863计划的重大生物项目———“动物乳腺生物反应器”项目首席专家、中国农业大学陈永福教授等培育出携带鸡法氏囊病毒DNA的转基因羊5只，这群绵羊在高交会的深圳展厅公开亮相，其中一只母羊每升羊奶里可提炼出2克无毒的活疫苗，实现注射羊奶可以预防鸡艾滋的功效。

其后，每届高交会上，转基因技术总能带来令人耳目一新的惊喜。从转基因抗虫棉，到转基因克隆猪，从农业食品到医疗技术，转基因不再是和人类生活遥远的陌生名词，而成为餐桌和身边经常会遭遇的高科技。

不过，高交会的转基因技术，如今也面临着新的课题，在给人类带来了无数美好憧憬的同时，围绕其展开的争论自第一种转基因生物问世也从未停歇过。转基因产品带来的伦理问题如何解决？随着越来越成熟的新的基因图谱和克隆技术的亮相，转基因所需要面对的，将不会再仅仅是一场高交会上的走秀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