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工除了工资收入,会卖掉捡到的废品增加收入。

    ■清洁工调查

    一张身份证能卖10-30元，清洁工说是为了补贴家用。他们的生活究竟如何，是否已窘迫到了靠倒卖证件为生？这个群体只在停工后、垃圾如山时才引人关注。数年来，他们罢工，他们呼喊，他们或者愤怒或者无奈，甚至尝试成立工会维护权益，也有人带着遗憾离开这座城市。然而，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仍存在太多忧患。

    罗湖区罗芳村，两室一厅里挤着来自重庆的7位清洁工。客厅一角搭着帘子的小床属于小唐。小唐也卖身份证，谈起价钱很熟练，“男的30块、女的10块，银行卡、信用卡5块一张”；被问及身份证被拿去做什么用时，却一阵沉默。

    同样来自重庆，家住福田区梅林环卫基地的高荣不卖身份证。高荣54岁，身形干瘪、背微驼，长年骑一辆紫色24寸女式自行车，语速快得近乎偏执。1992年起，他们夫妻俩在深圳干了16年清洁工；去年，高荣开始为补交社会保险金四处奔波、到处下跪。

    高荣直言不讳地表示，清洁工是眼下深圳社会的底层，这点得到冯大翠、老杨、小唐等同行的一致赞同。

    收入

    常年贴近城市底线

    16年来，小高变成老高，头发全白，当年来深圳的高兴劲全没了

    1989年，退伍后长期在重庆合川老家务农的高荣出来转了圈，走了北京天安门、看了天津五道口，可还是最难忘飞速发展的深圳。姐夫在深圳金众集团干建筑，出手大方，临走还塞给高荣100块零花钱。

    高荣当时在村里也挺走红，身兼村办茶厂厂长、民兵连长等数职，可收入有限，一年到头，和妻子张应芳合起来才挣400块钱。眼看着特区面貌日新月异，正值壮年的小高决定来深圳闯闯。

    “来的时候一根白头发没有，现在头发都白完了，青春都给了深圳，拿的还是最低工资，挺悲惨”，高荣说。现在，小高长成了老高，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工资水准却似乎有所下降。

    1990年冬天，夫妇俩来到陌生的深圳闯荡，干了一年半的建筑工后，高荣改投姐夫所在的金众集团，和妻子一起在集团下属清洁公司做环卫工。他工作挺努力，很快就做了班长，每月除300块的工资外还有150块的岗位补贴。每月450元的收入让他很是满意，一个月能赚回老家务农一年的钱，老高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回村里，远近亲戚友邻纷纷投奔而来，成了老高的同行。

    “这些年的工资虽然一路变化，从300到680、810，直到现在的850，数字上有所提升，但实际上一直是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定的。听说马上又要跟着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到1000块了，可说实话，现在的1000块比不上当年的450，老家经济也发展了，合川都建市了，当年的高兴劲儿早没了。”

    同样在关内，冯大翠的收入略高，1000元，可一想到永远加不完的班，冯大翠决定：这工作还是得辞。

    小唐的说法也相似，“基本工资85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基本上也就1200元左右，加班多的多挣一两百元，够吃住，别的不敢想太多。”

    安危

    汗水蒙眼非常危险

    高荣的三名亲戚均在打扫马路时或死亡或受伤

    “我们回不去了”，高荣难得地停顿了一会，家乡景象似乎在眼前流转，“家里的房子垮了，老母亲接去妹妹那里住了，女儿已离不开深圳，更主要的是，我们没脸回老家了。”

    不幸曾先后击中高荣的远亲近邻。1993年，新婚不久的侄女杜文群携丈夫一起来到深圳，在他的介绍下双双当了环卫工。一年后的清晨5时，梅林路上匆匆驶过的中巴车将她击倒，公交公司负全部责任。“公交公司开始只肯给7万，我求他们说，‘人命还不如滚滚（轮胎）值钱吗？’他们这才加到8万元，环卫公司只给了5000元抚恤费，她老公拿着这笔钱就辞工回家了”，老高此后也和他失去联系。

    1998年，族兄左青平又在台风侵袭中丧命，这次肇事的是一堵破墙，其家人只得到了街道方面的4万元安抚金。此后的10年里，先前投奔高荣而来的远近亲戚先后都从环卫行业里抽身而出，回老家或投身其他行当。“碰上台风暴雨或者高温天气，打扫时汗水把眼睛都给蒙起来，在路上太不安全了”，高荣认为，工作的危险性和缺乏保障是主要原因。

    工作

    加班频繁受人冷眼

    十年间就回老家一次，捡到钱包归还证件时反被失主打

    冯大翠来自四川达州市。按约定，每天早上7时到下午3时30分上班，每月休3天，按排班轮流休息，但意外的是，加班几乎成了她难逃的梦魇。

    “如果真能按约定就挺好，可实际上每个月至少有10来天是要加班的，时间不定，随时通知随时加；每次轮到休息前一天，领导总会让加班到深夜，譬如上个月29日休息，28日那天我就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11点半，回家的时候腿都软了”，说起这些，冯大翠心有余悸的同时，对每小时3块钱的加班补贴也颇有微词，她决定近日寻找合适时机辞工。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频繁加班对深圳清洁工来说是家常便饭，仅今年已发生数起因加班而起的罢工，时间过长、补贴过低是主要问题。高荣对加班则早已习惯，“只要有活动，必定要加班，特别是前些年，检查和年会多，整天到处加班应付突击检查。”此外，没有年休假、探亲假，十多年间，他只在1995年父亲过世时回过一次老家。

    尽管干着维护城市荣誉的工作，清洁工本身却并不受人重视。有5年工龄的老杨体会尤其深刻，有一次，同事捡到钱包，钱被拿走了，只剩下身份证和银行卡，他按着里边的名片找到失主，可对方拿到钱包后还要打他。这件事让老杨印象深刻、一直不解，“这个社会怎么了，明明是好心，却被人家误解是小偷，做好人也这么难，心里挺不舒服。”

    “公司里也让我们上交，但现在上交的人越来越少了吧”，小唐说，“现在哪有人上交，我们就那么点工资，一张男性身份证卖30块钱，够我们一天工资了，大家都会卖掉。”

    保障

    企盼安稳却非深户

    为退休后享受相关待遇，四处下跪希望能补交社保

    高荣把记者带到了家附近的公园，才开始接受采访，他不希望14岁的女儿听见这一切，她至今无法理解父亲四处下跪的举动。

    高荣说，16年来他与公司签的一直是临时工合同，社会保险的购买时间也仅从2001年开始，“广东省出了规定，交满15年社保就能在退休后享受待遇，我明明干了15年以上，社保年限却只有8年。”

    高荣的妻子张应芳也曾被撞得尾骨骨折，为此得到了1.4万元的补偿，夫妻俩一直留着这笔钱希望能补交齐之前的社保，却一直没找到机会，“就算让我们把企业要交的一份也交了，我们都愿意，但单位怕开了这个口子，其他工人也会提出这些要求，所以一直没答应”。

    对此，深圳市社保局方面则有不同解释，一位工作人员指出，按照现行规定，户口在深圳的职工才有补交齐15年社保的权利，而户口不在深圳的职工只能补交之前两年的社保。

    对此，老高表示不解，“深圳的环卫工人又有几个是深圳户口的？难道大家这么些年的工作都白费了？”

    长年奔波无果的高荣则有些迷茫，他向记者坦承，“我对你们也不太相信，不信靠你们就能补齐社保”；他觉得，事情变成现在这样，不是自己的错；他认为，单位也不完全错，不愿意拉着工友们一块说公司的坏话。

    他同时承认，比起1994年自己搭建的铁皮房，目前公司安排的环卫基地住房已大有改进，“总体来说生活环境还是好一些的，只希望能尽快把社保问题解决了，安心为深圳的环境出力。”

    出路

    也尝试建工会维权

    一个公司的工会太小了，想联合更多清洁工又力不从心

    2007年4月28日，陈恩洪手里还只有一份让儿子从网上下载的《劳动法》和刚打印好的“临时工会章程”。和他一起在海城社区垃圾站旁商议成立工会的有10个人，都是立群保洁公司海城片区的清洁工，4男6女，来自湖南、四川两省，平均年龄50岁，其中5人完全不识字。他们每天工作8小时，没有休息日，每月工资700元不包吃住，每年自己掏钱交80元保险费，没有加班费。

    陈恩洪说，3月份他们因此闹过一次罢工，结果一人被开除。因此他提议组建工会，希望团结起来，争取更多权益。工会成立后，原本一次性收半年保险费的规矩出于工友们的一致抗议而取消了，这是老陈记忆里工会最得人心的一件事。

    半个月后，合同到期，立群公司不再负责海城片区的卫生保洁，工人们大多不愿挪窝，跟着新来的友辉公司干。立群工会仍旧存在，公司庄经理讪笑说，“有作用，还是有作用。”

    当年的“战友”老林仍在海城片区打扫街道，友辉公司没有工会，他没感觉到生活有何不同；杨大姐和老林还是同事，她笑着说，“有工会的话，每月要交几块钱工会费，挺贵的。”

    陈恩洪在年初的一次清扫中被撞骨折，伤愈后决意离去。此前，他也曾想过在新公司再搞工会，可动手的时候又觉得，公司一个片区的工会是不是小了点？是不是该把西乡所有清洁工都联合起来？想着想着，陈恩洪觉得力不从心。骨折后，他辞工返乡，回东北专心搞文艺团。

    小唐更实在，“房子贵、消费高，生活挺难的。不想待太长时间，肯定会回老家，我多数老乡也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