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深圳市城市规划发展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个中心打破了传统概念，没有员工“编制”、没有财政“拨款”，而是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深圳承担起城市规划编制、城市发展重大问题及政策研究、提供城市规划专业服务等职能（见昨日本报A38版《“新鲜”事业单位无编制无拨款》）。

    按官方说法，这个中心的成立是深圳事业单位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在笔者看来，它更是政府职能真正开始转变的重要体现。城市规划管理一直作为行政职能由政府行政部门履行，这次改革真正打破了传统观念，也可以说是深圳与香港、新加坡叫板迈出了重要一步。以香港为例，其城市建设的特色广受好评，但在整个城市规划运作机制中起着决策机构作用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并不是政府机构，而是法定的非官方组织。香港有关城市规划的决策机制与执行机制是截然分开的，这也是香港政府机构的一大特点，但并没有影响香港城市规划的力度和科学性，相反，香港的城市规划和执行广受赞誉。

    在肯定深圳市城市规划发展研究中心这个“新鲜”事业单位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让这个中心以及以后更多的法治管理模式的非官方机构（以下称法定非官方机构）确保新鲜。即如何保持它们持续的公平、效率、水平和活力。

    首先，既然是法定非官方机构，那么立法规范是首要工作。如香港的法定非官方机构都是根据专门法例成立和进行监管的。也就是说，法定机构都是依据法例而成立并受有关法例的监管。深圳既然已经迈出了改革的重要一步，也应该同时在立法方面给予足够的保障。

    其次，设立专门机构对城市规划发展研究中心进行专业监督和评估是非常必要的。如香港，在城市规划委员会之外，又依法设立了城市规划上诉委员会。当任何人对城市规划委员会否决其规划申请或对申请附加条件不满时，都可以向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上诉委员会对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决定作出最后裁决。但上诉委员会既不属于城市规划委员会，也不属于政府部门，也是一个独立的法定非官方机构。当然，对于专业性不是特别强的法定非官方机构，不一定都得设立专门机构进行专业监督和评估。政府可以通过购买专业公司的服务来实现专业监管的工作目标。

    另外，政府还须确保公众足够的知情权。这些机构的具体运作应该依法尽量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如通过互联网等有效方式公布重大工作进展、年度工作报告、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报告，乃至人员薪酬的具体情况等等。还可以考虑由人大介入对这类机构的监管，以确保监管的力度。这就好比一个上市公司，公司必须依法对所有大小股东公开公司的具体经营状况，接受股东和社会监督。公众知情权对法定非官方机构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而且直接影响其公平、效率、水平和活力等目标的实现。因此，公众知情权能否得到足够保障，也是决定法定非官方机构到底能否一路走好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