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管制的背景下，地下钱庄既为企业提供了更便捷的货币通道，又不免泥沙俱下，为洗钱大开方便之门。邻近香港的区位优势，使深圳成为地下钱庄最有利的生存环境，外汇管制的机制如不改革，这种现象可能仍会长期存在

    “网络化生存”

    陈女士，深圳一家电子公司的财务总监，两个月前去地下钱庄时遭遇了警察。这是她与地下钱庄接触7年来的第一次。

    那天，她带着会计像往常一样来到深圳友谊宾馆附近的地下钱庄汇款，刚走出七楼的电梯，她便发现钱庄租用的公寓门口有戴着钢盔的人影在晃动。

    守株待兔的公安干警将她“人赃俱获”。被带到公安部门询问调查后，陈女士跟会计带的7万余元现金被作为“非法汇兑”的赃款没收。

    这次损失虽然很大，但陈女士表示未来仍然会考虑使用地下钱庄，“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 她所在的公司需要经常从香港购买少量芯片，而通过正规进出口渠道的话，时间和报批成本都划不来。但通过地下钱庄，她们可以将人民币货款交给钱庄，再由钱庄将相应的港币打入香港供应商账户，供应商则派人定期将芯片带到公司，“每个月就一小包，很方便”。

    正是数以百计的像陈女士这样的企业客户构成了地下钱庄的基本业务，钱庄收他们的手续费时也往往会更优惠一些，并通过这些稳定的资金流发展更多“赚钱的业务”。

    “深圳的地下钱庄已经存在了几十年，靠每年打掉几个窝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券商高管近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这位券商高管说，所谓地下钱庄的老板，其实并不需要太多自有资金，而是一种“中间人”的角色。他们大都认识几个或几十个稳定的港台商人，并在替这些在内地投资的港台企业做“跑款”业务过程中，逐渐发展到“钱庄”的规模。

    按照该人士估计，像杜氏这种规模的钱庄每家的日处理量可以达到数亿元，“广东几千家港台企业，它们一年的外汇额度中多出来的部分就足够这些地下钱庄运作了。”

    据当地公安部门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深圳确实每年都会进行数次打击地下钱庄的活动，而今年捣毁的总交易额亿元的“杜氏钱庄”的规模在已破获的案例中也并非最大的。

    深圳地下钱庄的存在形态更像一张“网”：网的两端是数以千计的汇兑需求方，而在网里，各个钱庄凭借自己的资金和业务规模，形成一个个“结算中心”。在这些“结算中心”之间，不仅可以通过资金和客户的分享完成巨额的汇兑，而且可以通过各自的家族或同乡关系发展更多的业务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