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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的玩具召回事件令“中国制造”再度成为美国各大媒体讨论焦点。在各种非议之声中，美国《大西洋月刊》推出题为“为何中国崛起对世界有利”的长篇报道，作者亲赴珠三角和深圳的工业制造基地，目睹了今日中国“最令人瞩目的一面”。他认为，至今为止，各方都从“中国制造”中得到了好处。美国在指责之前，应首
先学会感激已经获得的利益。如果美国不满意与中国的关系，那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更不是在深圳的工厂里干活的工人的问题。
我在中国时，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里度过的―――至少我自己觉得是这样。中国有上亿男女在这些工厂里辛勤劳动，生产出相机、衣服以及其他各种商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对我来说，这是今日中国最令人吃惊、最令人瞩目的一面，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面。对上海的摩天大楼、时速240英里的磁悬浮列车，对北京无处不在的工地、灰尘和忙碌，我不感到意外，任何关于现代中国的报道都会提到它们。但是，对于紧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这个世界级制造中心，我却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单单是广东一个省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人数，就几乎超过整个美国。
有名的富士康生产基地（iPod中国主力代工厂）设在深圳市龙华工业园区，它在那儿占据的地盘有一个机场那么大。约24万人在它的生产线上工作，在它的集体宿舍中睡觉，在它的员工餐厅中吃饭。我听说富士康食堂的师傅每天要杀3000头猪，以满足员工需要。去年货船从香港和深圳的海港运走的标准金属集装箱超过4000万个―――全年不变，昼夜不停，平均每秒一个―――而这还不到中国总出口量的一半。从美国回来的集装箱里装的是什么呢？我猜是绿油油的美钞。
显然，无论对中国还是对其他任何人而言，这些工厂都十分重要。也许有一天，中国可能会因其政治体制或战略野心在国际上引起注意（虽然现在这些事情也有些意义）。但是，今日决定其在世界中的地位的，是它在制造业上的成功。过去二十多年来，对中国有好处的大部分事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它的工厂：国家终于有了公款，用来修路、盖房、建学校―――特别是修路；大量农业人口获得有酬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有可能逃脱农村的贫穷。美国人经常抱怨那些从中国作坊里吐出来的“便宜垃圾”，但在不是垃圾的东西上，他们正依赖着中国，而且其廉价对美国工业发展和家庭生活都十分重要。我们普遍相信，那些漂亮、先进的商品―――如电脑、音响、整面墙那么大的电视―――会一年比一年便宜，有人将之归功于摩尔定律，但事实上中国的工厂也贡献颇大。
而中国的威胁很多也来自其工厂。要避免它的污染相当困难，中国城市的空气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而且，由于这种污染影响范围如此之广，影响到的人口如此之多，其危害比伦敦、曼彻斯特、匹兹堡当年大得多。中国工厂对石油、矿物和其他生产资料的需要也影响到其他国家。发达国家还担心中国匆忙出台的食物安全标准不够严谨，当然他们最紧张的是中国创造了数百万新的工厂工作机会，认为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数百万人将因此失去工作。
从这些工厂的角度看，美国关于“中国机会”或“中国威胁”的讨论显然过于理论化和隔靴搔痒。说起中国工业的发展，美国人就像19世纪的欧洲人。那时，欧洲人认为美国的工业崛起仅仅是因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涌入的移民和廉价劳工，还有对外国版权和专利的随意窃取―――特别是英国的书籍和发明。今天美国人走在中国大街上，看到盗版的美国电影、音乐、软件、书籍到处叫卖，愤愤不已。而在150年前，查尔斯。狄更斯走在年轻的美国街头，看到自己的小说被盗版并廉价出售，也气得七窍生烟。的确，这些都是美国发展的部分原因，但不是全部。同样，这些也不是现代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全部原因。
至今为止，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是成功的，双方都从中获益匪浅。自由贸易也许并不是永远都对各方有利，与中国的长期贸易可能会给美国带来危险。但是，基于我在中国看到的一切，我得出的结论与我来之前的看法相反：在考虑“修改”中国之前，美国人应首先学会感激已经获得的利益。而深圳就是说明这一切的最佳地点。
每次我到深圳福朋喜来登酒店去吃早餐，都觉得自己身处一部电影之中：餐厅好像是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吃饭的人像是聚在一起的军官，正在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事实上，他们会讨论什么话题不言而喻。深圳紧邻香港，是中国的“新大陆”。里根时期，这个城市还根本不存在，只有一个罕为人知的小渔村。自从1980年夏末这里建立“经济特区”后，它的人口至少增长了一百倍。现在深圳具有“阳光工业带”城市的一切特点―――忙碌、粗糙、不做作、充满机会，和当年的曼彻斯特、底特律、芝加哥、洛杉矶一样。报纸上充斥着犯罪新闻，在人口密集的租住区，人行道上和墙上都是喷漆喷出的电话号码，号码的主人可能是妓女，更有可能是造假证的：健康证、毕业证、暂住证―――那些找工作的人需要这些东西。
而福朋喜来登酒店和深圳其他地方一样，永远人声嘈杂。当外国人到中国采购时，他们常常会来这里。
那些到上海的外国人通常是金融家、咨询师或者是律师，他们一般衣着笔挺，发型一丝不苟，到北京的往往是外交官、学者、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到深圳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美国、欧洲、日本，还有中国台湾，但成分却相对单纯：几乎全是设计师、工程师和过来与中国企业主会面的外国采购商。他们看上去比去上海和北京的同胞要壮实，一些人还穿着有公司标志的T恤或衬衫。
每天早上六点半餐厅开门时，他们就聚集到此，一边享用早餐（丰盛极了！我妻子说我在深圳呆那么长时间，主要就是为了这顿早餐），一边讨论当天行程。到上午九点，房间会突然寂静下来，因为人们都出去找他们的司机和车子去了，或是参观工厂，或是签署合同，忙碌的一天就此开始。我试着和很多人搭过话，结果发现自己是唯一没有采购任务的人。
几乎每天早上，一个男人都会坐在餐厅入口处同一张桌子旁。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又会坐在那张桌子旁吃晚餐。每次侍应看到他，都会立即端上一份简单的套餐―――主要是肉和土豆。“你每晚都吃这些？”我忍不住好奇地过去问他。“我来这儿不是为了吃饭，”他说。
他叫里亚姆。凯西，是个41岁的爱尔兰单身汉。过去两年来他一直住在福朋喜来登酒店的一个套房里，此前他还在深圳各处其他酒店里住过八年。于是我心里暗暗叫他“中国先生”。
凯西在中国的掘金生意做得很成功。他在这里开了一家全资公司，有800名员工（其中50位来自爱尔兰、美国及其他十来个国家，其余都是中国人），去年公司销售额达1.25亿美元。他通常会在福朋喜来登酒店订10到15个房间，接待过来和他谈生意的外国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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