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贩毒、贩枪、假钞、洗钱、强迫卖淫、重大黑社会组织的破获，这几类案件背后通常都有线人立下汗马功劳。
在犯罪多样化与隐蔽化的现代
社会，利用线人破案已成为通行各国的重要手段。不少欧美国家对线人制度有明确立法，刑诉法中有针对线人权利保护的“污点证人”制度。继承了英美法系传统的香港地区，对线人制度亦有明确立法，香港廉政公署在各行业拥有为数不少的线人，其中甚至包括银行工作人员、会计师等，香港警务处在2005年的线人开支达8000万港元。
我国在公共安全和反腐等领域也愈加需要职业线人，但至今除了各部门的一些内部规定外，均无国家层面的立法，对线人的监控、赦免、报酬与保护等存在诸多问题。近年在广东就有缉私线人诉太平海关奖酬不公、烟草打假线人被报复致死后家属诉烟草局要求赔偿等案例。
有鉴于此，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黄石市监察局副局长赵咏秋，两年前就在全国“两会”上提议应对线人制度进行立法，准许反腐机构利用线人反腐。
尽管她的建议案没有得到马上回应，但权威刑侦学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翟金鹏告诉南方周末，相关学者和有关国家部门正在推动对线人制度的调研与立法，“立法上的作为，将只是一件早晚的事”。
这个灰色群体或许将不只是在《无间道》式的电影里被描述，而到了该被公众舆论关注、该被立法机构关注的时候了。
本次特别报道试图借一位线人和一位刑警的口述故事，接近中国线人群体的真实存在状态。
一位为广州警方服务9年的资深线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的线人生涯——
“整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中”
我出生在广州的公务员家庭，哥哥姐姐大学毕业后也做了公务员。我曾经的理想是做警察，没想到却做了警察的搭档——线人。我在广州做警方线人已有9年，是在刀尖上讨生活。
我知道的线人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零工，这是最普通、人数最多的，他们都是为生活所迫的下岗工人或者打工仔，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开始都是被其他线人朋友介绍来的——只有机智、聪明、灵活的人才适合当线人。
打零工按照小时或者天数算钱，一般是100元一天，好的300元一天，这要看他活儿的质量，还有与大队长关系的亲疏。广州这种线人大概有数千人，分属各个派出所和公安局便衣大队，公安对他们实行淘汰制，做得不行的会出局。干这类活最常见的是去查HIGH厅看有没有卖K粉的，去赌场，深入贩卖黄碟的窝点、卖淫窝点以及毒品交易的地点。那些场所警方一般不方便直接盘查。有些线人本来是摩的司机，他们兼职跟踪摩托车党，或者打入抢劫团伙内部摸查情况。
第二种线人是在公安局有档案的线人，由零工演化而来。做了一段零工以后，上下对你评价不错，就可以变成这种线人。
这种人低调做事，每做一次事情就给几百上千元的快钱。我是属于这个行列的，办案经费一般都给报销。这种事一定要打入犯罪分子的内部，同时绝对不能暴露身份。这种线人整个广州市才只有不到一百人。这些人的流动性还很大，真正能一直做下去的也不多。
第三种线人整个广州市只有一二十人，一般有七八千元的固定月薪，这些人提着脑袋做事情，做的全部是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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