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提出民生净福利指标，在昨日(11日)召开的深圳圆桌会议上，专家围绕“民生净福利与深圳社会公平”主题讨论认为，民生净福利不是政府的施舍，政府的每项财政支出应透明，应创新民生的概念，改变传统“民以食为天”的简单生存意义的理念，更注重精神层面的需求。

　　昨日的探讨邀请到著名学者党国英担任学 术主席。围绕着深圳最近提出的民生净福利这具有风向标意义的指标体系，并由此延伸的深圳社会公平这一话题，来自专家学者以及民间草根声音展开碰撞与交流。对于民生净福利指标，深圳市体改办原主任徐景安则认为，社会主义原则应在分配领域找，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平分配，要保障公平分配，保障各方利益。深圳提出民生净福利概念，已经开始破题，具有开创意义。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也给予期许，认为在民生净福利的问题上，深圳应该成为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突破口或一个试题。

　　也有专家表现出不同的观点，网络三剑客之一金心异等认为，民生净福利基本上从地方到中央，都是政府主导的，是施惠于民的运动，但民生净福利不是政府的施舍式的天官赐福，应该有制度保障。福利也不仅仅是政府在财政上、在行政权利的行使上为民众创造，同时应该是民众或社会自发的创造自己福利的过程。资深评论员朱建国还认为，深圳应创新民生理念，现代意义的民生不再是历史上的“民以食为天”的基本生存需求，还应有情感、自我尊严、升华变革、参与现实改变现实的精神需求。也有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政府层面更多关注“物”，而缺乏对人的关注，深圳也应在这一方面作出有益探索。

　　与会专家认为，提出指标后，政府投入还应监督落实，公共财政支出要透明，对民生净福利还要有所保障。知名律师、深圳市政协委员杨一平认为，民生净福利面临最大的问题，一是资金有缺口。二是财产的使用和分配不科学。政府一是要透明，政府所有的财政支出，其中包括每个职能局、党政政协，凡有公务员存在的地方，必须将自己的收支情况如实向市民公开。同时应制定保障远景规划，要将医疗、卫生、住房、环保等等的问题达到一定的水平，达到指标化，作为对民众的承诺，改变长期以来轻民生的做法，来保障财政资金向社会公共领域倾斜。

　　对于政府管理，除政府财政公开透明外，与会者还强调，政府不能与民争利，不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认为政府与民争利是社会最大的不公。

　　■精彩言论　　

　　给富人足够活动空间对穷人有利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宏观研究室主任党国英：我们讨论社会的公平，事实上，公平包含公正和平等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平等是大家生活水平一样，但是公正体现多付出，多收获。如果多付出多收获这样一个公正存在的话，跟现在我们讲的效率是没有矛盾的。但是仅讲这样的公正又有问题，就是有些人想付出，但是没有付出的机会。所以这种平等，最重要的还是机会的平等。

　　在我们今天的讨论中，民间或市场的力量的确可以助推社会公平。但我们怎么样把公正平等结合起来？比如收入高的富人阶层他们需求社会声望，而这种需求声望是可以交易的。但在交易中，富人出价太低，得不到社会声望，他们必须付出比平常人高昂得多的价格，才能换取同样的社会声望。所以社会对富人也存在歧视和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公正的。如果我们把社会的自由度更加增强一些，给富人足够的活动空间的话，其实是对穷人有利的。我们要警惕仇富的社会倾向。

　　新的民生不应仅关注生存需求

　　网络资深评论员朱建国：关注民生的观点，应关注人类情感、心理、城市等七大需求。但现在我们在对民生的关注上并没有体现出来。现在所提的“民生”，只是一种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传统侠义“民生”。事实上，不管是外来民工还是深圳本地人口，除了生存的需求，还有情感、自我尊严、升华变革的需求，还有参与现实改变现实的需求，最高的需求就是服务社会。深圳既然作为改革的领跑者，改革之窗，应形成新的概念，形成新的价值驱动，如果停留在传统守旧的、狭窄的民生概念上，是不能把民生做好的。

　　城市真正前途在于维护多样性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杨龙芳：民生净福利和社会公平公正的本质，涉及到政府行为和个人行为两方面。事实上，深圳由于一直充当着社会转变实验田的角色，它的高效率发展，让它在实现社会公平的转型上，被动因素多，主动因素难。难度也许要比其他城市高。现代政府更多地应该在实现价值的选择上，而不是单纯地陷入事务。政府应充当社会价值的引导者，从一个摇船的人变成掌舵的人。如果深圳社会真正要有前途，我主张维护深圳的多样性，尤其是维护深圳社会公民个人权利的多样性。

　　社会公平意识应获官方关注

　　网络三剑客之一、亚洲周刊高级编辑，《深圳，你被谁抛弃？》网文作者呙中校：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其实在深圳已经提了十年。

　　１９９７年，深圳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已经需要一个转型的轨道，让它从速度效益型向社会公平型转变。事实上，我记得那个时候，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一系列问题，就已经让深圳在社会公平公正问题上面临了严峻的形势。十年过去，如何公平公正对待农民工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处理好。其根本原因在于，在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上，虽然民间层面早有呼吁之声，但在官方意识层面，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转变过来。我们更希望借助民间的力量，呼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社会公平公正多加关注，从而让这种公平意识纳入官方决策者的视线。只有民间和官方一起努力，社会公正问题才能真正解决。